一所高校，为什么要和企业深度捆绑？

2019年，在柏林自由大学建校100周年庆典上，校长Günter Ziegler教授强调：“我们不仅要在科学上做出突破，还要将创新的理念转化为实际的应用。”

这就要求科研界做必须知道市场需要什么，而不是纯粹的兴趣研究，同时，最好能有途径知道哪里需要科研人员的创新技术。

在柏林自由大学技术转移模式里，企业或许更加突出。一批富有活力的企业，正在享用高校里大量的、相对又比较便宜的先进技术。

他们将目光聚焦于微电子、机器人、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或生物等“改变”人类生活的领域上。2004年，柏林自由大学与德国电信建立了第一个联合研究机构，名为“下一代网络优化算法”研究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建立标志着柏林自由大学开始与企业进行科研合作，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和转化。

此后，柏林自由大学与企业合作开展更多合作，包括和德国电力公司合作建立了“太阳能和风能可再生能源系统”研究实验室、与德国汽车制造商合作开展智能驾驶技术研究、与制药公司Pfizer合作，研发新型抗生素......

作为德国精英大学之一的柏林自由大学，她为什么会倾注这么大的热情和精力与企业进行深度捆绑？又该如何和企业深度捆绑？

一切行为的根源大多在于宏观政策。

作为二战的发起国和战败国，战后的德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同时也流失了大量优秀的科研人员。

为了快速恢复本国科技与经济生机，西德开始将工业基础与技术创新结合，有效将创新体系的基础要素重建：包括企业及其实验室、学校、大学和技术学院、凯泽.威廉学会、弗朗霍夫学会、德国研究联合会/科学基金会、政府研究机构以及商业和技术联盟等。科学研究工作逐渐恢复。

在东西徳一统之后，德国政府更重视科技创新的复苏和发展，通过制定连续的战略和规划，建立了完善的科技管理体系和研发体系，才使德国在动荡的岁月中，重新找到立足之本。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工业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

其中降低研发费用税负，以鼓励工业企业增加对研发的投入；为工业企业提供政府补贴，支持其研发项目，尤其是对于那些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研发项目；政府与工业企业合作建立联合研究中心，进行长期、大规模的研发项目；政府为工业企业提供低息贷款，以支持其研发项目和购买大型设备......

最重要的是，德国政府还鼓励工业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等之间进行技术转移，促进技术创新和应用。在政府的支持下，弗朗霍夫学会保持和大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并且依赖于合同这种强烈定向于服务客户的方式来进行运作。这种方式建立起了大学和产业间沟通的桥梁。

这使得德国工业企业研究机构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应用技术研究的主力军。

据了解，从战后的1948年到两德统一前的1989年，德国企业的研发支出占社会研发总支出的比例不断上升，从25%上升至60%。

也由此，更多企业愿意走进高校。

用一句话来表明柏林自由大学和企业的关系，那就是“企业需要什么，学校就提供什么”。在柏林自由大学中，已经形成一套因需而生、因需而变的企业捆绑原则。

而在大原则下，具体的执行方式却是多种多样。

第一种，与企业建立联合研究机构。

前文提到的“下一代网络优化算法”研究实验室、“太阳能和风能可再生能源系统”研究实验室均是柏林自由大学和企业建立联合研究机构的典型例子。

柏林自由大学与企业建立联合研究机构的好处在于资源共享，柏林自由大学可以提供优秀的科研人才和先进的实验室设备，而企业则可以提供实践经验和行业背景。这种资源共享可以促进双方的合作和交流，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影响力。

同样也在于人才培养，柏林自由大学通过与企业合作，可以让学生在实验室中接触到实际的工程项目和行业前沿技术，增强其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对于企业而言，可以通过与柏林自由大学的合作引入高素质的人才，为企业的技术研发和管理提供支持和帮助。

而这都有助于科研成果转化，其中“下一代网络优化算法”研究实验室发的网络优化算法，被应用于通信网络、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以提高网络的性能和效率。

第二种，与企业合作开展项目研究。

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柏林自由大学接受第三方资助项目多达8804个，其中生物领域的第三方资助项目共有1354个。

而第三方项目基金资助都来自基金会和工业界。这是除了大学的基本国家资助外，柏林自由大学研究经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制定第三方供资净支出，图片来源于柏林自由大学

从 2010年到 2022年，柏林自由大学第三方资金的净支出从 106.144 亿欧元增加到144.218亿欧元，这意味着柏林自由大学的第三方资金收入和支出已经增加了10多年。

在企业真金白银的投入下，柏林自由大学的教授们产出一系列的成果，来推动产业界的发展。

Ulrich Alt教授与生物技术公司Genentech合作，研究肿瘤免疫治疗；Matthias Klein教授与生物制药公司Boehringer Ingelheim合作，研究针对肿瘤的创新药物；Thomas Greive教授与生物技术公司Genentech合作，研究神经科学和神经退行性疾病；Martin Kircher教授与生物技术公司CRISPR Therapeutics合作，研究基因疗法在罕见疾病和血液疾病中的应用......

第三，与企业共建创新平台与中心。

为了提供技术孵化和创业支持，也为了提供产业合作和人才培养的机遇，柏林自由大学与SAP公司合作建立的“大数据处理技术”创新平台、与Intel公司合作建立的“量子计算技术”创新平台。

而比平台更大范围的是，创新创业中心的共建。在平台项目孵化到一定阶段后，团队将会被转移大创新创业中心，继续推进项目商业化进程。例如柏林自由大学与加速器公司合作建立的“数字健康创新创业中心”。

在多元化合作模式下，柏林自由大学和企业们都满足各自的需求和目标，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创新转化。柏林自由大学找到了走出的路径，而企业们得到了高校内部的力量。

从上文看来，或许企业更加主动。

但其实，在柏林自由大学内部早有创新转化的意识和布局。

柏林自由大学的研究体系以学科和跨学科的卓越性和多样性为口号，并在全球拥有200多个双边合作伙伴关系，在欧盟和全球流动网络中拥有400多个大学合作伙伴关系。

每年，约有600名国际学者和科学家为柏林自由大学的各种教学和研究活动做出贡献。

在人工智能领域，Bernd Barthel教授开发了一种名为“神经网络控制器”的算法，能够优化神经网络的性能；在生物医学领域，Gerd A. Müller教授发现了端粒酶逆转录酶在癌症形成中的作用，并提出了抑制该酶作为治疗癌症的新策略；在材料科学领域，Dmitry V. Goltsev教授发现了新型超级电容器材料......

这些坚实的学术支撑和丰富的科研成果，需要柏林自由大学来保护，并推动其商业化进程。

因此，2008年，柏林自由大学成立技术转化部门Profund Innovation，帮助科研成果顺利地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实现其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在保护和商业化知识产权方面，Profund Innovation负责柏林自由大学成员关于各种研究成果的法律保护、第三方使用的实际实施及其商业开发的所有问题，其中费用由学校承担；

在支持具体转化方面，Profund Innovation会专业地就分拆公司和感兴趣的公司的许可条件进行谈判，并专业地起草合同，并对外寻找第三方资金支持。

此外，欧洲最大的技术转移机构——史太白技术转移公司同样也对柏林自由大学的转化工作提供了帮助。在《每天完成14个技术转移交易，德国史太白技术转移公司如何定义“网络式孵化”？》一文中谈到，史太白技术转移公司旗下的各地技术转移中心是基于各类大学和研究机构发展而来的，据悉，在史太白技术转移公司中，高校教授研究人员约占总体人员的10%，而这些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教授，既能承担中心的技术转移项目，也能通过与其他技术转移中心专家教授共同协作完成项目。

而柏林自由大学法律学系教授 Gerhard Kromp，自2013年起担任史太白中心有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自2016年起担任其董事总经理，柏林自由大学与史太白技术转移公司的联系可见一斑。

过去五年，柏林自由大学成功转化了100多项科技成果，其中近20%由柏林自由大学孵化而来。其中包括Ute Pfrang教授在2009年成立的Biontech；Bernd Schnabl教授和Gerd A. Müller教授于2011年共同创立的Vaxxas（专注于开发基于纳米颗粒的疫苗和佐剂）；Fritz Feye教授在1991年创立的Leo Pharma（专注于皮肤学和眼科药物的开发和销售）......

产业界的创新总是建立在强大的科研基础上，这也蕴含了企业与高校的关系。一方面，企业寻求突破，就需要看向原始创新；另一方面高校要将成果落地，必须与产业保持良好的沟通状态，而这就浇灌了柏林自由大学，乃至德国所有高校的产学研合作肥沃土壤。

参考文章：

1、《德国高校的技术转移模式及启示——以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为例》

2、《科技成果市场化的机制研究——以德国科技成果转化为例》

3、《柏林自由大学：校训在细节》

4、《德国技术转移体系分析及借鉴 》

5、《每天完成14个技术转移交易，德国史太白技术转移公司如何定义“网络式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