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现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导，长江奖励计划青年学者；自2010年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院认知神经心理学实验室担任PI工作，现兼任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筹）系副主任。并担任Frontier in Psychiatry (IF=2.8), Frontier in Human Neuroscience (IF=2.8, GAE)编委和多个国际顶级杂志审稿工作。
目前为亚洲药物滥用研究学会药物成瘾心理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成瘾影像学分会副主委，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神经管理与神经工程研究会副理事长，安徽戒毒康复研究协会副会长，安徽省戒毒工作协会副会长，安徽省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安徽省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研究方向：（1）认知障碍/精神疾病的神经机制：如药物依赖及网络游戏成瘾等；（2）现代科技发展对人类高级认知功能影响的神经机制：如情绪、决策、爱情等；（3）探索非药物技术在成瘾及其他精神或神经类疾病治疗中的应用及其神经机制：如神经信号实时反馈、tES、认知心理疗法等。
研究成果：发表在Nature Human Behaviour、 Biological Psychiatry、 Brain、 Advanced Science、Neuroimage等国际一流杂志上。
显而易见的是，科学家正在成为生物科技革命浪潮中的创新力量。
他们不是我们以前非常熟悉的大企业家，也不是站立在风口之巅的互联网人，而是一群守在宁静角落里，专注于自身科学研究的匠人。没有光打在自己身上，他们就自己发光。在当代，技术创新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国家也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支持科学家完成科研成果从“研”到“产”的蜕变；在十四五的相关规划中，也多次提到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幅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
宏观政策，终究会作用于具体的地方和人，大量的科学家、临床专家都在积极地探索科研转化创新模式。
张效初教授也是其中一位。张效初教授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导，自2010年回到中国科大至今，一直致力于药物成瘾疾病及干预机制的研究。在张效初教授看来，文章是发不完的，只有研究的科技成果转化真正落地到真实场景中，其社会价值才会得到最大的释放。
2018年，在他人的“撺掇”下，张效初教授组建团队，成立了效隆科技，并基于其十余年研究成果，推出了NeuroSee脑控仪。目前，这一产品在安徽等地的司法戒毒局、高等科研机构，被成功应用于尼古丁、毒品和酒精成瘾的治疗。
动脉橙果局对话张效初教授，走近他的创业经历，看他是如何在科学家和企业家双重身份中转换？如何攻破科研转化难题的？也希望能为正在从事科研成果转化的产业界同仁探得一丝启示。
以下为动脉橙果局与张效初教授之间的对话实录，为便于读者顺畅阅读，动脉橙果局在文字上做了不改变原意的编辑。
动脉橙果局：您为什么会选定药物成瘾疾病干预做研究方向？项目当前进展如何？
张效初：我在博士期间就开始了药物成瘾疾病的基础研究。2005年博士毕业后，我前往美国国立健康卫生研究院药物滥用研究所访问交流，开始了药物成瘾干预机制的应用型研究。
NeuroSee脑控仪是我们的项目产品，具有神经反馈和电刺激两个功能模块。经过试验证明，我们的神经反馈技术在吸烟成瘾、冰毒成瘾患者中已有明显的治疗效果，并且至少在治疗结束后三个月时仍有效，在焦虑症和多动症方面也有明确的效果；电刺激技术在成瘾方面也有很好的疗效，而且在抑郁症、卒中康复等疾病上也有广泛的应用场景。
动脉橙果局：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创业做成果转化的？从科学家到创业者，您做了哪些准备？
张效初：其实我心中一直有创业的想法，希望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真正决定创业，还是在别人的推动下开始的。几年前，有人找到我，说帮我做成果转化。然后我们就组建团队、寻找投资……创业路艰难又漫长，经历了一些事情，项目几近夭折。也是这时，我明白了一件事：在项目早期的时候，科学家一定要自己来做主导，自己做公司决策人，而且目光不能只聚焦于技术创新，还需要关注公司、全产业的实时动态。如此，成果转化事业才做的成。
为了更好地实现从“研”到“产”，我找到了一位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联合创始人吕炜。
CEO吕炜是我的中国科大生科院同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市场营销领域。在过去的20年里，他先后在特宝生物、麦克奥迪等上市企业中担任市场营销总监，拥有专业的市场营销战略和沟通管理能力。
团队技术部分主要由中国科大生物物理学博士马儒负责，她带领其他全职和兼职学生整理技术问题。此外，我还带着40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我会根据他们的个人特质和意愿做学业辅导，一些研究生如果想走成果转化道路，我也会让他们加入进来，继续在这个课题上深挖。
经过近5年的磨合，我们团队“分工合作”方式已经趋于成熟，内部协作能力也比较稳定。并且，我们依托中国科大，在科研硬件和科研软件上都能够聚合到非常优秀的资源。
动脉橙果局：您作为中国科大教授，创业具备哪些优势，又会面临哪些阻碍？
张效初：首先，我们拥有很好的基础研究环境。中国科大认知神经心理学实验室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由张达人教授创建的，2010年张教授退休后，便是我开始负责认知神经心理学实验室的PI工作，进行药物与行为成瘾的神经机制研究。
其次，高校教师能够接收到更多的人才、资金资源。比如，在国内，抄袭现象严重，屡禁不止。可以说，只要是一项好技术、好产品，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盗版。那么，我们如何避免被抄袭呢？只有不断地更迭技术，高筑技术壁垒。在这一方面，政府部门、中国科大等相关机构的人力、物力支持，也让我们完成了早期的技术积累。
再次，我们拥有很好的成果转化平台。为了更好地孵化更多创新力量，中国科大成立了先进技术研究院。这个平台依托中国科大、中科院和省属院校等上游科技资源，以建立创新平台为抓手，重点组织技术成果的二次开发和中试转化工作。如在知识产权分割上，中科大采用发明人占75%，先研院占25%的模式进行分配，激发了教授们的创新活力。
中国科大先研院也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科研转化体系。以投资为例。当寻找到明确的投资人后，科研团队便可提出成果转化申请。先研院会完成尽职调查、委托资产评估等流程，确定转化项目初步方案，然后根据尽调、评估结果，拟定成果转化详细方案，征得成果转化相关各方同意后，再公示15个自然日。公示结束基本就没什么事了。整个审批过程也尽可能地保证了快捷、透明。
先研院也在不断地完善和简化审批流程。这套流程原本需要几个月，甚至半年，只要在前期启动阶段找到合适的投资者，把资产估值搞清楚，2-3个月就能走完。其实学校也会担心流程太繁杂，投资机构等不及，最后出现“专利没人要”的局面。
阻碍确实也是有的，只是我个人感觉比较少，一方面是中国科大鼓励教师做成果转化，另一方面是我没有行政职务，时间相对充裕。有时我会认为创业可能略早了几年，因为有些科研工作还没有完成，在科研和市场上跨界着，压力比较大。但是总的来讲，这件事情既然做了就不能后悔，而且公司也拿到订单了，我觉得应该基本不会死了。
动脉橙果局：科研成果要想落地，肯定是要有市场需求的。您当时做了哪些市场调查，就认定这个产品是有市场的？
张效初：决定做转化前，我们确实做过相关研究的，并最后确定了B端和G端的商业方向。
由于毒品的特殊性，目前国内以强制戒除为主。仅以我们合作的安徽省滨湖强戒所为例，该所每年平均接受300人次的吸毒成瘾患者，人均成本投入至少1万元，即使在强戒后，后期的毒品复发率仍然很高，接近100%，根据调查，目前全国公安和司法下的类似强戒所机构至少有1000多个，具有广泛的市场前景。
在B端，我们则主要以医疗系统中的精神病专科医院、综合医院的精神科为主，在多动症、焦虑症、抑郁症和中风康复等疾病领域都有应用场景。
说实话，能找到这么多医疗应用场景是远超于我们最初预想的。当初，我们以戒毒应用模型，做了一次研究报告。随后，一些高校、三甲医院的科研单位就对我们表达了强烈的兴趣。
我也明白，受欢迎和能不能卖出去还是有差别的，并不是所有的“受欢迎”都能变成订单。所以，我们也在不断地完善产品的应用效果和场景。最近，我们已经开始了医疗器械注册证的申请工作。
动脉橙果局：创业和科研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您如何理解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区别？在这一身份的转变过程中，您是否遇到了一些困惑？
张效初：科学家对技术有精益求精的执着。在我看来，技术探索是一个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过程。通过资金、资源和人才的积累，技术水平才能得到提高。而且，技术研究是无法做到一劳永逸的。
比如，我们产品NeuroSee脑控仪在非侵入性的情况下，就能达到大脑深部灰质核团层进行干预，而其他的电刺激手段只能触及到大脑表皮层。这是我们现阶段的技术优势。虽然我们的技术有所领先，但别的团队花费同样的时间也可能做出同样优秀的产品。这就要求我们在技术上始终要保持探索精神。
而企业家的责任是让公司能够活下来，并且活得好。企业家需要考虑，产品需要满足市场需求，有好的转化率和商业前景。他要做的是，即便产品不是最优的、技术也非最前沿的，也能为其找到一个好买家。
此外，作为科研工作者，我更愿意客观评价我的成果，表明优势的同时，也提出当前存在的问题。不想总说我们的产品“天下第一”，只想说做的还可以，而且在不断地向好的方向前进。但是，投资机构在尽调的时候，可能更喜欢听好的内容，“你自己都对产品不自信了，我还怎么相信你。”这和我在科研事业中的观点有点相悖。
对于投资人，我们希望与其成为朋友的关系。首先，他能够理解我们的技术、产品，了解技术研发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次，他得信任我和我的团队。既然我们选择做这件事，肯定是做过心理预设和市场调研等前期准备的。所以，我也在努力地强化自身在市场、销售等各方面的认知，学习如何与投资人沟通。
动脉橙果局：作为一位已经踏入市场的科研工作者，您能否为其他后来者提供一些建议呢？
张效初：在我看来，其实很多搞科研的都不喜欢冲在前面的，因为会比较辛苦。如果有人才有能力、有意愿做先锋，我是愿意放权的。但这种人才比较稀缺。而且，一个科研成果要从技术走到商业模式，需要面临重重关卡，领头人若非真正了解这项技术，对后续的企业发展路径也会产生认知偏差。
在创业的过程中，我也看到了很多科学家远离企业运营却又想掌握话语权，进而导致企业出现决策失误的例子。而这也是我选择自己主导公司发展的原因，以身作则，与政府、投资机构、市场等多方沟通、交流，以便更好地融入到市场中。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是，团队中需要有一位核心人员。我的理解是，早期的股权需要相对集中，而且如果团队没有一个决策中心，后期会比较麻烦。
总的来说，创业的困难并不比做科研少。我个人而言，一旦认准了一件事，再难也会坚持下去。在创业路上也是，一条路走不下去了，就再找一条路。只要想办法，人总能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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