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情节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2017年7月14日，成立18年的华大基因，全球最大的测序机构终于上市了。

从2015年首次提交招股书，到2016年意外中止审查，再到今年正式登陆A股，有关华大基因上市的消息从来没有间断过。

“或2016年上市”、“最早3月上市”，这些新闻一搜一大把。而今，伴随A股敲钟仪式的进行，华大基因(300676)正式上市发行，一切都尘埃落定。

对于中国整个NGS行业来说，这一天都是值得纪念的日子。

上世纪90年代，汪建等人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事基因组学研究工作。在他们对面的，正是当时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科研团队中，做得最好的实验室。那时候他们就在讨论：“是不是应该把这项技术带回国内？”

1990年，被誉为人类三大计划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启动，美国、英国、法国以及日本都纷纷将最优质的科研力量投入进来。而当时国内的机构却没有表现得特别积极。但汪建却坚定不移地认为：“中国一定要参加。”

1999年4月，美国国会论证会提出要加快人类基因组计划。汪建意识到，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参与还是不参与，这样的讨论在国内已经议论了10年，“没有任何犹豫的时间了！”

当天晚上，他就通宵给相关部门写了报告。但遗憾的是，他迟迟没有收到回复。汪建既觉得郁闷，又着急——只剩6个月的时间了。“如果没有作为，自己就是历史的罪人。”他不禁有些哽咽。拿起桌上的水喝了一口，转过头再深吸一口气，汪建做了个决定，“倾家荡产也要做。”

汪建曾坦言，最初成立华大基因没有任何商业目标，“就是要把这1%的任务干掉。”但当时，华大只是一个刚成立的小公司。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也并没有宽裕的条件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没有资金、没有仪器也没有试剂，怎么做呢？汪建想，把公司卖掉吧。

找到资本，公司的估值4000万。“你给我一半的钱就可以了。”而等到2000万要兑现的时候，汪建却被告知对方只能给1000万，其中只有500万作为投资。其他的，需要作为私人财产的借款。“也行。”汪建咬咬牙。然而对方却再次打起了太极，说是需要等董事会讨论通过才可以。

“黄花菜都要凉了。”再等就没有机会了。“我全都抵押给你，能不能先让我把仪器和试剂买回来。”这是他最后的让步。但对方的回复依然是那两个字：“不行。”

“money talks。”这句话成了汪建心中永远的痛。

1999年9月1日，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五次会议在伦敦召开，杨焕明上台称中国愿承担其中的1%。事实上，他并未获得中国政府授权。

人类基因组计划与阿波罗登月计划、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并称生命科学三大计划

11月11日，北京亦庄召开了一项紧急会议，基因组计划被确定纳入国家战略行动计划中。华大基因也从科技部争取到了部分资金。

这样一来，1%的任务就变成了由南方研究中心、北方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共同承担。华大栖身其中，成了隐形的“苦力劳动”。

早期基因组研究中，各家的研究路径一直都是富有争议性的问题。而对华大基因来说，更大的压力来自经费问题。任务完成后被问及为什么只承担了1%的项目，汪建的回答诙谐却又写实：“锅只有那么大，铁只能卖那么多钱。”

那个时候，华大基因被戏称为“trouble maker”。基因组学研究是个烧钱的项目，往往是一笔经费发放还没有多久，就花完了。当时科技部这样形容华大基因：恼火。

顶着时间和经费的压力，华大基因最终还是完成了这1%的人类基因组任务。2000年6月，克林顿总统宣布有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和中国六国16个中心共同承担的人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绘制完成，中国是唯一一个参与这项计划的发展中国家。

2001年，杭州华大成立，目的就是完成水稻基因组计划。坊间传闻，汪建甚至诓大家说日本将在“9.18”完成水稻基因组测序，以此激励大家加快研究进度。

这一年10月，中科院、国家计委、科技部联合宣布：中国率先在世界上完成了水稻(籼稻)基因组的"工作框架图"和数据库。

水稻基因组项目据说花费两亿多，华大也因此欠下了一屁股债。但汪建认为，这个项目是华大独立完成的，给华大带来了“国际影响力”，花得值！

2002年4月5日，美国《科学》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中国水稻(籼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学术论文，这也是中国建国以来应用次数最多的一篇生命科学论文。

“非典”时期，华大基因在国内第一个破译四株SARS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在全球首个公布SARS诊断试剂盒。2004年，印度洋海底发生接近9级的大地震，并在东南亚地区引发震惊世界的大海啸，遇难者总人数超过29.2万人。

中国对受灾地区送去了大量的救援物资，华大基因也积极派出了一只海啸遇难人员DNA鉴定救援组赶赴泰国海啸灾区参与救援。2005年7月1日，由华大方瑞完成的海啸遇难人员DNA检测结果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代表中国政府移交给泰国总理他信。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华大基因是科研华大。所从事的工作也基本都是偏向科研性质和公益性质。水稻基因组计划，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计划，家蚕、家鸡基因组等科研成果先后登上《Science》、《Nature》封面。其中，水稻基因组计划更是建国以来引用次数最多的一篇生命科学论文。

2006年，新一代测序仪诞生。周代星正任职于英国Solexa公司，他找到汪建，想要推销这种测序仪。相较第一代的Sanger脱氧终止法，二代测序在测序通量、速度和成本上都更具优势。

汪建看了之后很激动，华大基因引进了中国第一台，也是亚洲第一台装机的Solexa测序仪，也就是后来的Genome Analyzer（GA测序仪）。元码基因创始人田埂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时华大拿到的机器编号是19，表明这是全世界第19台Solexa测序仪。”那一年，Solexa公司被Illumina公司收购。

成本肯定会降下来，汪建看到了基因测序商业化的前景，他准备再入手5台。但要在中科院一次性部署这么多台仪器，也许并不现实。2007年，汪建辞去了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职务，带着华大南下深圳——华大基因再次回归民营身份。

除了illumina，华大基因还陆续从罗氏、Life购入了几台仪器。田埂这样写道：“在深圳的一件测序实验室里，罗氏454测序仪，Life的SOLiD和Illumina的GA这三种风靡一时的NGS代表型测序仪同场竞技，这恐怕是全世界都少有的场面。”

2010年，华大基因掷重金从illumina购买了128台HiSeq 2000测序仪，这是华大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订单，也使得华大基因成为全球最大的测序中心。

那几年，华大基因在深圳快速成长。也许是从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得到灵感，汪建一直提倡把复杂的科学研究模块化。利用国外买来的仪器和设备和试剂，依靠国内低价的劳动力，逐步打造出完整、高效的基因测序流程。

但这样独特的科研模式也让华大饱受争议，人海战术加上流水线的工作流程，不由得就让人想到了代工巨头富士康。

华大基因是科研机构还是企业，华大人是科学家还是科技民工？这样的讨论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停止。

面对质疑，汪建显得很平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立至今，华大总共发表论文1900篇，其中在顶级论文杂志上发表的就超过200篇。

除了这些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登上科研杂志的科研成果，这样的模式也让华大基因的平均测序成本要比国际同行低接近10倍。

或许是华大基因成长得太快，又或许是测序市场蛋糕越来越大，上游的设备制造商不再满足于硬件销售，开始进军中游测序市场。

2012年，与华大合作的上游仪器供应商忽然不卖给他们仪器了，也不再给他们维修老仪器。对方提出要求华大按照他们制定的路线发展，甚至连试剂耗材的价格都提高了好几倍。

“这是要活活掐死我们。”汪建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况。

那时候的华大，根本还没有想过要去占领上游的市场，试剂、仪器全都是买来的。上游的制裁，让华大在国际上惨遭阻截。“如果把我们的试剂价格都翻倍，那华大就完蛋了。”深感四处受限的华大决定对上游公司进行反向收购。

标的公司CG是美国的纳达克上市公司，在上游市场中排行第三，估值接近1.8亿美金。华大根本就拿不出这么多钱，迫不得已，华大只得再次对资本开放。

此时的华大早已名声在外，资本闻讯后纷纷赶来。红杉、松禾成为了第一批投资人。与十几年不同，这一次华大对资本的选择显得很挑剔，也很强势：高估值、不对赌、不承诺上市、不干预公司决策。汪建不再对资本做出让步，看对眼，互相信任，这就是原则。

“money talks。”尽管多年过去，这句话依然像是根鱼刺，卡在汪建的喉咙里隐隐作痛。

尽管资金的问题解决了，后续的事情却并非一番风顺。汪建曾在一次访谈中谈到，收购本是一个很小的事，但却是一个很大的局。

在审查的大半年中，美国始终流传着中国威胁论、垄断论以及生物安全论。“华大生长的太快了，对他们上游形成了冲击。所以一旦起来的时候，他一定要打压你。”

最终，比尔盖茨和费城儿童医院出面帮华大写了封公开信，“华大做的事情都是公益性的，并没有形成垄断威胁。”这才让美国政府通过了安全审批。 

收购CG，弥补了华大之前在上游产业的空缺，这一举措也被外界比喻为拿到了可口可乐的秘方。

事实上，CG当时在美国上游市场排第三，是被市场认为淘汰了的东西。华大当时看重的，其实是CG的专利保护。收购完成后，华大又向CG追加了20多亿的投资，希望能让这家公司从老三变成老大，“造自己的枪”。

如今，华大最新的测序仪已经将测序成本降到了600美金，从性价比来说已经是顶级水平。放眼中国基因行业，“洋枪”已经占领了整个市场，这对华大来说，既是坏事也是好事。

2015年，华大在上游市场已经投入了20个亿。自有武装一出来，很难说市场会是什么样子。

2016年，华大与河南省签订了一个全省的合作项目，汪建希望国家所有的省市科研部门都能意识到自家枪的重要性。他认为，基因组学的研究需要数据的堆积，把物种数字化，把国家基因库世界化，不是单靠商业就能做到的。

在汪建的带领下，华大一直弥漫着一个崇拜少年英雄的氛围。

从23岁加入华大的元老王俊，到19岁北大辍学的高材生李英睿，再到16岁高中还没毕业就成为华大科研团队带头人的赵柏闻。

不按常理出牌的汪建把人才培养的重心放到了这些年轻的神童们身上。汪建甚至骄傲的宣称，未来，他们将成为华大高管梯队的主要成员。

然而，人才的流失也一直在上演。2014年到2015年，华大遭遇了一次高管离职潮，这些曾经被汪建寄予厚望的年轻人，却不知为何都离开了华大。王俊、李英睿离开华大成立了大数据健康公司碳云智能，赵柏闻也自己创业做起了量化健康。

从华大出来的创业者有50后，也有90后。他们离开华大后创立的企业通常被调侃为“华小”或者“华创”。

2016年，基因慧曾对这些华创企业进行过一次盘点，企业数量接近40家。可以说，华大和“华创”撑起了中国测序产业的半边天。华大也因此得名基因测序行业的“黄埔军校”。

说起华大上市的过程，真的得用坎坷来形容。最早的上市动作可以追溯到2014年。

2014年12月，华大启动了华大医学与华大科技的重组。华大控股及华大农业合计持有华大科技57.6226%的股份。华大医学也在这期间对华大医学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华大科技成为华大医学控股子公司，华大控股在华大医学的持股比例也随之增加。

与此次重组几乎同步发生的是，景林景麒退出华大医学，将其持有的0.37%股权，以4730.5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南海成长和华弘资本。

2015年2月，华大医学展开了新一轮融资，引进了深圳和高玉林、中国人寿等一批外部投资机构。

此次投资机构总计投资20亿人民币，其中15亿作为对华大医学的增资，5亿受让华大控股持有的旧股。增资受让后，和高玉林共计获得华大医学10.9474%的股权

6月，华大医学整体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并进行进一步重组。

该次重组共由三个部分组成：

1）上海珍尤与深圳宸时合计出资4.1667亿元，对华大基因进行增资入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2.1419%；

2）云锋基金等16家华大科技的股东，以其合计持有的华大科技25.7108%股权对华大基因（原华大医学）进行增资，占增资后总股本的7.27%；

3）成都光控世纪医疗及苏州盘石，将其合计持有的华大科技7.5758%股权转让给华大基因，从而彻底退出华大科技。

由于政策限制，医学检验类企业不能赴美赴港上市，那么华大就只剩下两条路：借壳和IPO。

接着，华大基因借壳传闻又甚嚣尘上，但最终却落定了IPO。自2014年以来，外界十分关注华大基因的具体上市地点。此前，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曾在深交所做演讲时表示，“你们明天派人审核完了，我后天就加入（上市）。”似乎，在哪里上市，汪建心中早就有杆秤。

2015年8月15日，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基因”)发出一则公告，拟在国内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目前正在接受中信证券的辅导，并已在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办理辅导备案登记。

2015年12月，华大首次提交了招股书，拟在深交所IPO上市。尽管美国贝尔实验室因上市导致企业的失败曾让华大管理层对上市心有余悸，但急剧发展需要足够的经费支持，而融资机构又需要有退出的渠道，上市成为华大基因的必然选择。

其后，华大就进入了漫长的排队过程。

2016年11月，“申请文件不齐备导致审核程序无法继续”，十几个字让外界炸开了锅。

华大为什么会被IPO中止审查？

对于这一消息，华大基因回应称：“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因部分中介机构签字人变动，根据相关法规要求，更换签字人员需要履行中止审查程序。目前，签字人员已更换完毕，公司已收到恢复审查通知，各项上市工作正常进行。预计近期会公告更新后审核状况。”

2016年12月，之前悄然无声的贝瑞和康突然爆出借壳上市消息。准备了这么久，难道要被贝瑞和康借道超车？一个在IPO排队，受到太多人为因素影响。另一个欲借壳上市，但其PE估值大幅跳水。NGS第一股究竟花落谁家，一时间成为行业内外热议的话题。

2017年新年刚过，外媒便爆出消息：华大最早或于3月于沪市上市。华大之前是在深交所提交的招股书，难道又要去沪交所？正当动脉网疑惑不解是，证监会再次放出消息：华大再次向证交所提交招股书。

而后，华大仿佛开启了上市小马达，3月11日刚进入“已反馈”阶段，3月14日就进入了“预披露”阶段，“见面会”、“问核”3天就搞定。

连珠炮似的发布公司动态，上市流程快马加鞭，无不是在告诉中国资本市场：“华大来了！”

5月成功过会、6月拿到证监会批文，这一次，华大的上市之路走的比较顺利。

7月14日，华大基因股票如期上市发行，意味着NGS产业的正式形成，这将勉励中国测序市场的上的数百家创业公司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