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范围内的生物医药资本市场降温，回归理性，对Biotech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底层技术创新还是产业转化，还是公司的运营。同时，创新还在不断涌现，包括新的靶点、新的机制，以及新的认知、新的治疗方式。再放眼国内，IND数量逐年攀升，License-out去年也出现了50亿美金的重大交易事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2023年第七届未来医疗100强大会的医疗健康基金合伙人论坛上，几位生物医药资深投资人与创业科学家代表，立足中国、放眼全球，讨论了全球生物医药生态系统的新变化与新趋势：

• 在中国生物医药快速发展了10年后，我们在全球处于什么样的身位？

• 尽管全球化不再是线性趋势，为什么生物医药还是有很多机会？

• 应该如何评价国内当下的Biotech创新环境？

本场对话经动脉新医药编辑整理如下：

圆桌主持：李宇辉（磐霖资本创始主管合伙人）

圆桌嘉宾：梁子才（苏州瑞博生物董事长、CEO）

程新（智新浩正创始人）

许谦（丹麓资本合伙人、北京总经理）

纪昌涛（华大共赢投资合伙人）

医疗健康基金合伙人论坛现场

对标甚至超越美国，是中国创新药产业一直持续的话题。一方面，我们要承认中国创新药在基础研究上和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另一方面，在应用层面、尤其是关于产品开发的层面上，差距在明显缩小，加之中国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也有庞大的科研团队，因此行业处在蓬勃发展的状态中。但是中国创新药行业还非常“年轻”，尚没有经历过周期和重大波折的考验，或许不该总是期待“弯道超车”，长期的积累和耐心是中国创新药在全球生物医药生态中立足的关键。

李宇辉（磐霖资本）：我们看到全球生物医药生态系统正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国内的生物医药无论是早期发现、还是产业链上游的国产替代也都实现了新的突破；各位都是栖身全球多地的生物医药产业的专家，对于当下全球生物医药产业一些新的趋势变化，有无特别的观察想要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特别是中美之间，我们也看到双方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gap在缩小，这其中有什么启示？对全球创新有何新影响和价值？

梁子才（瑞博生物）：在全球的变化之下，不变的是什么？是人类对健康的追求，越富足的社会对健康的投入也会越多。美国将近20%的GDP会投入生物医药，中国在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对生物医药的投入将会越来越大，这个趋势是不变的。当下，中美开始在生物医药领域展开竞争，这本身就体现出中国已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

变化的是什么？不同时期，国际国内政策和经济环境乃至技术创新路径都会有不同的变化和波动。生物制药产业是一个马拉松式的长线产业，面对变化，我们只有认准方向，并付诸长期努力，才能真正建立优势，保持优势。

纪昌涛（华大共赢）：我想回顾一下，大家看一下美国，包括欧洲，包括日韩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中国人口、语言、文化、市场很统一，规模看起来很大；同时中国的仿制药、创新药、生物医疗、器械、国内的人才、医工转化、交叉学科国家的监管体系相较于欧美来讲还是短得太多，中国真正意义上做药其实也是最近7、8年的时间，创新医疗器械大家开始关注也就是2018年以后的事情，这个市场还是太短了。

第二个现状，大家看一下全球有5000多支医疗相关的上市公司的股票，美国大概有1300、1400支，值得大家关注的应该有500支，如果我们把在中国上市的三四百家做一个比较，你会发现产业结构有巨大的差异，比如说拿药来说，中国大量是原研药、仿制药企业，中药企业；拿器械来讲中国大量的骨科企业、大量的耗材企业，甚至这两年开始的微创企业也是大量的重复。其实你把美国TOP20的器械公司拿过来看一看，跟中国是有显著的差异，比如说达芬奇，中国找不到这样的企业，产业结构是有巨大的差异。

回到这个话题，现在有什么大的变化，我们关注到几个点，第一个产业本身的创新的周期在大大缩减，以前一个技术产业化需要30年、40年的时间，这两年大家看到的产业化的周期压缩到10-20年还可能更短。第二个，中国确确实实有很多东西已经走在美国的前面，得益于市场和某一些特殊的因素。你会发现实际上中美的差距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大，在前期的人才、技术、学术上差距还是有，但是在大幅缩小。

从“点”上来看，中国在某些“点”上十分突出。这些“点”是亮点，能够产生带动力，是带动“面”不断增厚的重要因素。同时，这些“点”建立在长期积累而不是弯道超车的基础上，是中国可以继续突破的地方。如何把这些点和面结合起来，将会对中国生物医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许谦（丹麓资本）：接着程教授提的点和面的问题谈，从面上来看，中国生物医药真正搞创新也是近些年的事情，以前跟国际上尤其是发达国家比起来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当然经过近几年的奋起直追，现在差距迅速的缩小。比较标志性的事件，可以看到2015年以前中国创新药的License-out都是个位数，近十年从数量上和金额上都是在迅速的增长，去年的统计License-out有44起，披露的交易金额达到275.5亿美元，说明跨国公司已经认可中国创新药的研发能力、研发水平，这是拿钱投票，投资人最重视这个。跨国公司的认可，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中国的创新型公司或者说在创新性技术上，在一些点上已经开始有了突破，甚至可以说某些点上开始跟欧美的公司同台竞技。

现在中国从创新药领域来讲，无论是研发管线还是临床的产品数量来说，在全球已经是仅次于美国，在第二梯队里面位于排头兵的位置。

“America First”仍在持续，针对大洋彼岸不断出现的政策和动作，国内泛政治化的解读不断，也在持续影响生物制药行业的信心。从卡脖子这个角度，行业普遍担心仪器、试剂或人才“被卡”，还有一点可能是前沿科学研究的沟通会受阻断，这些对生物医药企业、尤其是对研发型的公司，会带来一些影响。短期来看，三五年没有问题，但长期来看，如果这些东西卡住，还是会带来影响。在全球化潮退的一段时间中，有创新能力、商业化能力和强适应性的中国创新药公司可以更好地寻找机会。

纪昌涛（华大共赢）：三个观点说清楚，第一中国、美国、欧洲、俄罗斯、第三方国家在军事、经济、政治上是肯定是割裂的，逆全球化趋势短期挡不住，生物医药可能不是最关键卡脖子的行业，但结合疫情看，疫情期间没办法依赖进口必须自产，反而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优势给了中国企业巨大的信心。

在这个背景下，大家其实都在谋求供应链体系的独立、安全、稳定，生物医药部分供应链也存在这个诉求，很多第三方世界对中国并没有那么信任，很多国家虽然小，但也想五脏俱全，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的。

第三，我们国家其实反过来也在出台相应的生物安全的法律法规，站在投资角度我们以前讲国际化，未来可能还不行，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的细胞治疗、干细胞、基因治疗、基因编辑、核酸药物等这些技术，有没有可能被我们国家反过来限制出口、现在国际市场资本化，都可能是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程新（智新浩正）：“卡脖子”的现象是一直存在的。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比如，试剂材料等，国内目前的替代产品，稳定性和可靠性还有待提升。所以，国内需要更好地激发上游企业的动力去持续推进这个事情。

当下，中美关系让生物医药上下游企业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并存的状况。下游企业面对挑战，必须要保持创新布局和长远视野，前者解决当前企业发展问题，后者解决人类共同进步这一终极问题。上游企业则面临机遇，前面讲了我们在试剂原料上亟需改善，如今市场机会出现了，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去Push大家做原来没有机会做好的事。其他“卡脖子”的地方同样如此。

梁子才（瑞博生物）：实际上，我对于“去全球化”并没有那么悲观。纵览全球历史，人类交流的半径，与交通运输便利度密切相关。近代以来，交通手段不断改进，人的交流和信息的交流在互联网阶段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人、物、信息、技术等在全球的流动和交往。因此，“全球化”仍是趋势，目前的“去全球化”则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波谷。

今天现场在座的有两类人，有些从事长线工作，有些从事短线工作。从事短线工作的人需要对目前暂时的“去全球化”的态势做出相应调整来渡过波谷。而从事长线工作的人，可以忽略“去全球化”这个插曲，面向全球大市场持续布局自己的产业。

许谦（丹麓资本）：对于全球化，我认为从人类的发展进程来看，必然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潮水来了有潮涨也有潮落，我们现在可能在潮落的过程中，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个过程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有一些领域仍然在全球化，有一些敏感领域会出现阶段性的去全球化。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也不一样，例如说医疗健康这个领域，如果是肿瘤药，其他的国家很难说搞一个禁运卡一下，这不符合人类的价值观。

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生物医药相对还好，因为它上游、中游、下游都比较分散，提到中美关系的影响，其实可以看到曾经美国有一些限制但是现在也解除了。从我们投资人角度看，生物医药很难限制住。

从商业或者投资角度，我认为大家比拼的是创新能力或者是创新体系，像在座的梁总和程教授他们搞创新，新的产品是为了解除患者的病痛，我们做投资包括李总、纪总投项目是为了给投资人更好的回报。如果创新的能力不足，科技水平落后了，体现出来的感觉可能是别人在卡脖子，本质上还是创新能力的问题。

中国加入ICH和大批海归回国创业，是中国Biotech的开端。科学家带着自己的研究回国创业，更新了中国创新药的思维与运作体系，但是当下的环境与中国Biotech起步时已大有不同。从政策、监管、科研转化等方面，Biotech创业比之前顺畅了很多，但从技术本身以及资本市场来看，全球范围内的Biotech创业都不再容易，但特别的困难往往伴随着特别的惊喜。

梁子才（瑞博生物）：我分享一下我回国创业的经历，我在瑞典读完博士，到耶鲁做了三年博士后，又回到瑞典工作。我在2001年转到了siRNA这个研究方向，随后2006年开始在北大任教。这时，整个中国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产业界，小核酸几乎都是空白荒漠的状态。我回来既要做好科研，也希望把小核酸制药产业做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体会到回国创业和时代发展有些密不可分的联系。

近年来，中国在生物制药创新药这个方向上已经从一个较低的起点跃升到全球前列。未来，中国的优势还会继续扩大，非常适合更多的人来创业。

纪昌涛（华大共赢）：很多人复盘说过去5-10年是创业的黄金期，并分析接下来的10年甚至更久对创业者不太友好。但是我不这么看，我们先不讲过去10年海龟工业界创业，也不讲过去60~70后海龟科学家创业；这两年很多30~40岁左右的年轻海龟科学家回来之后，思维体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对创新创业、产业思维其实变得很开放，也有越来越多的工业界人才可以合作。

另外站在监管的角度，我们国家不管是从法律还是从部门规章角度，不管是科技成果转化、还是对机构创新鼓励支持，是日趋完善的，我看了一下2021年的一个报告，对于海归和国内高校的老师的知识成果和产权所有权及使用、利益反馈都是比较到位的，还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师创业的股权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大环境还是不错的。第三，中国这两年医工结合、交叉学科思潮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同于传统苏联学科体系建设），还有一个工程化概念（在合成生物学领域我最近买了很多书，对工程化这个概念印象尤为深刻），创业绝不是简单的解决科学和技术问题，更多是工业界和学术界怎么搭配，控制权、利益分配机制等。

李宇辉（磐霖资本）：我们对创业公司的判断，技术平台的管线组合、创始人画像、投资策略是否有新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有什么新的投资做法？

许谦（丹麓资本）：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生物医药领域的海归从实验室带回来全球前沿的技术和科技成果，创业有明显的优势，是投资人关注的对象，海归回国创业从成功率来说会更有保障一些。当然近些年，随着本土资金、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本土原始创新开始涌现出来，所以我们觉得从投资角度还是要具体来看，如果有海归的背景肯定是一个加分项。

李宇辉（磐霖资本）：对于这个问题，磐霖的观点是，欧美回来的科学家仍是创新创业的主体，中美关系变化可能会导致他们回国意愿更强烈，国内生物医药产业持续繁荣。如果这批人不回来，那么在海外接受过系统科学训练后在国内发展的科学家，则会扛起推进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大旗，近两年掀起了投实验室、教授热或博士热的现象仍会持续。

这对判断创始人有了更高要求，我们会选择那些对中国有坚定认同的海归创业者，同时也会关注本土科学家。这对投资人的要求也会更高，需要去甄别源头创新，去评判创新技术，投资具有发展潜力的赛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