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重的临床工作，正在不断地侵蚀着临床工作者的科研热情。当科研成为了医生职业晋升的唯一路径，铤而走险的论文外包便屡见不鲜。面对被权威杂志频频撤稿的尴尬，绝大部分人在控诉体制的缺陷。当然，也有少部分医院和企业选择从管理流程和效率上进行变革。

如果你无法改变环境时，不如选择一种更好的方式去适应它。

任何一个行业都从来不缺少革新者，动脉网便有幸接触到了两位体制内的医生。从他们的尝试中，或许能给医疗科研的变革带来一些提示。

陆萌英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分子诊断医学专委会副主席，解放军第302医院肝脏肿瘤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

解放军第302医院肝脏肿瘤诊疗与研究中心（下简称：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肝脏肿瘤的综合治疗，如局部微创消融联合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每年，302医院肝脏肿瘤诊疗与研究中心都能产出SCI论文6到10篇，包括临床科研和基础科研。

“我们所有的科研都是临床结合实验室（Bed-Bench）的模式进行，医生一般不会直接进入实验室参与实验，但在涉及临床部分内容时，医生会与实验人员进行合作。”据陆主任介绍，中心所有的科研项目都有是统筹协调、分工合作来完成。医生负责临床的部分，如临床思路设计、患者管理、临床数据采集等，实验室的人员负责科研的基础研究，如临床样本分析、细胞/动物学试验、分子机制研究等，部分生物免疫治疗如CAR-T细胞、CIK细胞等生物治疗产品的制备都是由实验室团队负责完成。

例如，一位临床医生想要了解某种治疗方案对于患者的影响，他首先需要了解适合该项治疗的患者适用人群，以及在治疗过程中想要观察到的项目，并且负责采集连续性的临床的数据。设计好方案后，临床医生会提交给中心实验室的相关人员。经过沟通后，中心实验室确定检测方式和设备，从而得出成果。在这一过程中，会由PI（项目负责人）负责统筹，每周/每月对实验进展进行分析讨论，解决遇到的问题。而具体的统计计算和临床试验设计等工作，由医学统计教研室和实验室协助来完成。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过去我们总认为，医生做科研就应该什么都懂，一个人从头管到尾。但其实单靠临床医生自己完成高质量的SCI论文，在目前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一是医生们的忙于临床工作，时间和精力不允许；二是临床医生的思路达不到高质量临床研究的高度。迫于职位提升的压力，医生买卖论文就成了常态”。

陆主任称，在肝脏肿瘤中心能完成SCI论文的一般都是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医生。这些医生一方面经历过长期临床及基础科研的训练，具备相关研究的素质；另一方面，高级职称的医生基本脱离了繁杂的临床基础工作,有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相应的研究，这些条件是主治医生和住院医生所不具备的。

在这种情况下，团队协作成为了一种可行且有效的模式，每个课题小组首先分配出PI（通讯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三作者。成员根据各自的工作权重和任务量，决定自己在论文中的排位。

目前，中心实验室专职的工作人员已经有十多位，包括PI、技术员、学生等，还有很多高科技公司做相关技术及平台支持。

一个临床科研项目想要真正开展并不轻松。中心的科研审批流程是：项目负责人首先写好项目计划，确定需要采集数据的原因、类型、用途，经过医院科研管理部门审核通过后，需要伦理委员会的审核，最后还需在医院备案。

对此，陆主任表示：“临床科研流程一定要跟国际接轨，如果不走正规的程序，产出的科研文章根本没法用。302医院肝脏肿瘤诊疗与研究中心可以说是国内最先进的医学实验室之一，它的管理模式完全与国际接轨。要做到这一点，科室主任必须要对科研进行顶层设计，必须要有前沿的意识，能看到十年以后学科的发展方向。既要有临床思维，还要有战略思维，并且还得懂基础科研，这样才能把一个学科给带好”。

事实上，中心除了在管理流程方面进行了革新，还采用了新的科研工具，从管理和技术两方面同时与国际接轨。

2015年，基于中心肝癌和胆管细胞癌的肿瘤数据库的科研需求，陆主任接触到了博识医疗云并与其建立了长期合作。博识医疗云是国内领先的专病电子病历及科研平台。双方耗时一年共同打造了一个胆管细胞癌大数据平台。该平台实现了患者诊疗信息、影像资料、病理诊断、代谢组学和基因检测数据的全方位整合。

据陆主任称，中国每年约有30余万新发的肝癌病人，胆管细胞癌的患者只占5%-8%。由于胆管细胞癌是一种罕见病，很多医院每年的这类患者的病例只有个位数。但302医院差不多在200左右。目前，302医院胆管细胞癌大数据平台已经积累了1000多例胆管细胞癌患者结构化病历及组学数据。

并且在此基础上，整合国内外临床诊疗指南及研究结果，中心利用博识医疗云自主研发的智能化分析和挖掘系统，辅助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成功构建出“胆管细胞癌疾病风险及一年生存率估算”新的数学模型，为胆管细胞癌患者的临床治疗评估和预后风险预测提供了数据依据和诊疗基础。

 EN的AUC峰值最优

比如医生输入一些关键的病人信息，包括肿瘤特征、患者个人信息、化验指标、检测指标数据，通过该产品，能够得出病人的诊断分级建议，包括患者应该做何种治疗，会出现何种情况，一年生存率是多少。

从临床医生的角度来看，这项研究成果能够帮助临床医生建立患者风险评价标准，因此有望内化到中国的胆管细胞癌诊疗指南中。另外，由于中心还肩负着全国肝病肿瘤医生的培训任务，因此未来通过该产品培训和帮助基层医院医生的工作，或将成为可能，真正实现高质量的分级诊疗。

“我们在临床使用之后，通过进一步验证它使用的有效性，最终转化为一种市场化的产品，帮助到基层医院的医生，进而产生价值。双方的合作一直都在不停的改、不停地加深，不停有新的成果出来，这是一个动态且正向的过程。”陆主任告诉动脉网。

 李少雷 北大肿瘤医院胸外二科主治医师

作为一名胸外科医生，李少雷主要研究肺癌转化医学。围绕肺癌这一病种，从患者发病、治疗到预后，他都有涉及。

普通医生的科研一般占据30%左右的时间，但李少雷的科研时间却超过了40%。为了不耽误临床工作，他只好在抽下班和周末熬夜进行，每天仅有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2014年，在科室主任的委托下，李少雷承担起了管理医院胸外科临床数据库的重任。这样一来，他投入科研的时间也就更多了。

同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接触到了博识医疗云，作为数据库负责人的李少雷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让这家公司进行了尝试，没想到使用效果让他深感意外。从那时起，胸外科根据科室特点，开始自己设计表单。

2015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科开始尝试将结构化数据库应用到科研中。

过去的科研环节中，资料整理和随访是最耗时的两个环节。据李少雷介绍，我国医生差不多80%的研究都为回顾性研究，这种研究不仅对数据采集的质量要求很高，随访环节也很重要。

过去医生需要到病案室查询纸质病历，后来纸质病历换成了文本扫描件，但在电脑上查询起来依然费时费力。有时候，医生从信息科调取的数据会遇到信息不规整的情况，这时就需要去重新核实，造成二次查询。

并且有时候不同的医生需要查同一类数据，由于大家信息不互通，所以重复性工作时有发生。胸外科在使用博识医疗云之后，整个科研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医生提出科研想法后，能够随时调取信息、分析该课题是否可行。由于结构化数据库已经建立，医生不用再去查询文本数据，直接通过博识医疗云就能在很短时间内搜索到想要的信息。

另外，博识医疗云还为每一个科室单独配备了随访专员。随访专员通过电话对患者的恢复情况进行数据收集和录入。

“我们提出需求，他们来设计表单，通过回访得来的信息都是我们所需要的。目前，我们科室一年可以产出20篇左右的科研论文，包括回顾性论文、转化研究论文和前瞻性论文三类。其中大部分文章资料的整理，都来自于博识医疗云。”李少雷说。

要做科研，就必须做多中心和MDT。

按照李少雷的说法，由于目前肿瘤的治疗是综合治疗，单中心的数据存在局限性，与普通的临床数据相比，多中心研究实验室的数据证据级别更高。如果将多家医院的同类病历整合成数据集，得出的科研结果可信度会更高，也更有价值。

此外，单科室的论文同样在价值上存在局限性，所以如果是多科室MDT的数据，会使得数据的证据级别再一次提升。

基于这个理念，2014年，北大肿瘤医院与北京市多家医院联合成立了多中心研究实验室。

而在MDT方面，北大肿瘤医院依托博识医疗云底层技术，结合多年多学科讨论的实践经验，开发出适用于多学科讨论的MDT组件工具。

利用这款工具，医生在确定科研课题之后，其他科室的医生可以通过博识医疗云单独设置病历的访问权限给该医生，病历中不同的内容（图片、文字、视频），都可以单独进行授权。

“如果将多中心看做是数据的横向提升，那么多学科（MDT）便是一种数据的纵向提升，一个是量的多，一个是维度的多。”李少雷说。

目前，基于对病种专业化的支持，博识医疗云能够实现几十家医院、几百位医生上千份病历的MDT。不同科室、不同医生、不同病历表单之间的交叉验证互补，从不同的维度，让MDT的价值实现最大化。

从以上两位医疗工作者的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时间和精力仍然是阻碍现阶段医生科研的最大难题。在现有制度下，医生只能选择从管理和技术两方面提升自己科研效率。

结合前文，动脉网总结出目前较为可行的几类具体方式：

1、将科研环节拆分，并进行合理的人员分配，让专业的人负责专业的事；

2、利用博识医疗云之类的结构化工具，提升病历资料的查询和整理效率；

3、借助专业的第三方随访团队，提升科研所需的随访数据的效率和质量；

4、借助临床多中心MDT技术，提升科研数据的量和维度。

当然，再先进的管理流程，再前沿的技术，都比不上医生对科研所持有的态度和热诚。正如陆主任所言，医生想要晋升，在医院没有捷径可走。部队医院每年有20%的淘汰率，如果连年垫底，医生就只能打包走人。所以你只能比别人更努力，工作更有成效。

归根结底一句话：努力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