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大数据”与“颠覆”这两个词同时出镜的频率很高，这种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后，我们借用大数据分析的理念得出结论：哪里有“大数据”哪里就有“颠覆”。虽然大数据说：如今人们只需要知其然，不需要知其所以然了。但人类并没有因此放弃思考的权利，我们仍旧可以在这两个词之间加入“如何”一词，并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要解决“如何”这个问号，没有比走深一步，对所谓的新兴高科技应用于具体某一个行业做些了解更恰当的方法了，那么阅读这本《颠覆医疗：大数据时代的个人健康革命》正是个不错的选择。

《颠覆医疗》的作者埃里克·托普是位著名的医学工作者，而非信息科技从业人员，更不是传媒界人士，这样的作者身份可以打消大部分炒作新概念的嫌疑，也令此书更显得平实和中肯。然而阅读此书，令人颇有感慨的并非医疗界被颠覆后充满无限可能的愿景，而是实现颠覆可能经历的艰苦过程。 事实上，“颠覆”作为动词远没有它看上去的那般刺激，如果能用时间来测量词汇，会发现“颠覆”在这里真的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词。举一个例子，如今医生们诊疗必备的医疗用具听诊器，你能想象从它被发明到被医学界接受，最终获得广泛应用居然耗费了二十年吗？听诊器这项十九世纪里的的新玩意，现今看来简单得理所当然——不涉及隐私权益、法律惯例、文化伦理、宗教信仰……面表看它只是一个再单纯不过的发明，却仍旧耗费了二十年才“颠覆”西方医学的诊断流程。

既是解脱也是束缚

医疗产业属于信息敏感性行业，对普通人而言，医学界高深莫测，医生资质考核严格，想从医学院毕业也往往比学习其他专业要耗费更多时间。信息极度不平等造成了病人与医生之间的鸿沟。而长久以来，病人们往往自认为无知是理所当然的，同时也理所当然地一心指望医生的万能。然而数字化在医疗领域的渗透令渐渐填埋这个鸿沟有了一定的可能性。 例如 PatientLikeMe 这类病情分享网站，令许多病人们跳过医院、医生找寻治疗方法。此外，科技革新令普通人获取必要的医学数据变得日渐容易。一些过去价格昂贵过程复杂的医疗检测或诊断方法如今却可能变成人人可以自己使用的家用医疗工具。例如，发展相当迅速的可穿戴设备在医学界的使用，使得 24 小时的心率监测、血糖指标检测都变得十分可行，甚至我们可以期待人手一份的个人基因图谱。 没错，非专业人士的我们获取信息的难度被成百倍地降低了，也因此病人们可以拥有更多权力。然而，在医生们随时可能被揭开面纱的时代，病人们却得学会更大程度地自负其责。这既是解脱又是束缚，对双方皆如此。重新适应总不如维持现状来得轻松，即使是大势所趋，也仍免不了过程的艰难漫长——是的，面对颠覆，不是总能敞开胸怀坦然接受的。

系统顽疾

医生和病人还仅仅是医疗生态圈里其中的两个群体，在整个系统中还有制药公司、药品零售商、监管部门、医疗健康保险机构、医疗设备提供商，以及产业链中各环节的庞大供应商群体，等等许多利益相关群体。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系统，它的运行和绝大多数系统一样存在某些系统顽疾，有损有缺。尤其在以商业逻辑为基调的医疗生态系统中，“颠覆”将朝向何方？拥有最大霸权的利益方势必干预其中。 虽说所有科技突破都意味着更多选择和更低成本，然而看看持续不断攀升的新药价格就可见一斑了。走在数字化科技前沿的美国，却在全民讨论日益攀升的医疗费用——MIT 科技评论杂志 11 月号将“为何药品变得如此昂贵？”列为了封面标题；而 10 月号的哈佛商业评论却称在医疗质量相当的情况下，印度治疗癌症的费用只占美国的一个零头。虽说凯文·凯利们始终相信科技令世界变美好，然而在科技赋予的力量却很有可能被霸权者的铜墙铁壁阻隔，更有可能被滥用。即便最终到达彼岸也是用最慢的交通工具“渡”着去的，而无法一飞冲天。

更难理顺的逻辑

除了霸权利益、系统顽疾，医疗要被颠覆，科技还需要攻破更艰难的防线，例如文化伦理、秩序规范。埃里克·托普预言：医疗将进入个性化时代。然而个性化与隐私权是项难以调和的矛盾。设计个性化服务方案的基础来源于对无数个体隐私信息的挖掘。你在今日授权使用的隐私信息无法知晓将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被使用。更糟糕的是，你所贡献的隐私信息目前也无法直接相关与你个人获得的个性化医疗服务，换句话说，即便你不贡献自己的隐私，也有可能获得个性化医疗服务。想要理顺这项逻辑，恐怕路途遥远。 埃里克·托普坚定地拥护数字科技创新医疗，是位摇旗呐喊的倡导者，正是本着缩短颠覆耗时的目的，托普撰写了这本书并积极开展着各种相关研究与活动。事实上，英文书名直译应当是“医疗的创造性破坏”，这比颠覆一词少了些冲击力度，却多了些能体现过程的内涵。或者，我们还是用另一个不悲不亢——不悲观、不亢奋的心态来期待这场颠覆吧。

本文已刊载在《商业价值》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