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医改的最大关键词就是深水区。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就强调，当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到了啃硬骨头的攻坚期。那么，何谓深水区？即踩不到石头，且无法摸着石头过河，身处深水区，不会游泳的、短时间解决不了问题的就会耗尽体力淹死。

进入深水区的医改，只有三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是持观望态度，先探索清楚再说；第二是每个方向都尝试一下；第三是坚持一个方向走下去。但是，似乎每一条都有不确定性，且风险重重。面对这个全球性的难题，拥有丰富海外阅历的辉瑞健康药物部亚太区总裁蔡宝光和上海复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启宇又是如何看待医改深水区问题的？是否能通过借鉴海外经验来解决难题？在2016西普会上，他们对此给予了详细解答。动脉网（微信号：vcbeat）记者对其中的精彩内容做了整理编辑。

在医改深水区里，蔡宝光表示，可以一边尝试一边找方向。医改深水区就好似在大海里识别方向，不仅是中国的难题，也是全球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难题。美国医疗改革进行了许多年，依旧没有完善。从数据上看，2014年美国在医疗上花费达到3.1万亿美元 (19.2万亿人民币)，医疗投入占GDP百分比长年维持在17%以上，人均医疗消费约9700块美元/年。而在中国，2014年医疗投入占GDP仅有5.5%，虽然近几年在继续增长，但是人均医疗消费仅是美国的1/22左右。可以看到，即使医疗卫生支出每年在增长，2006年-2014年的平均增长幅度约在21%，体现出财政部门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对医疗卫生的支出，但是整体医疗费用还是低于美国很多。因而，处于深水区的医改，依旧需要政府加大投入予以支撑。

陈启宇则认为，中国的问题得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进行分析。如同改革开放一样，当时中国的经济已经发展到十字路口，如何提升老百姓收入也是处于改革深水区，面对这个难题不走弯路还不行。因此，改革采取从深圳试点，在试点过程中其他省市也都迷茫着，然而最后发现没有深圳的试点探索就没有改革的成功，就没有市场化，也没有随后的浦东改革开放带动全国的全盘布局。

因此，对于处于深水区的医改，首先要保证大局稳定，该保障的不能乱，同时在改革方向的探索上要积极加快。在改革的方向上可以借力，希望国家的医改领导小组在制定政策、尝试探索的过程中先看遍全球模式，判定到底哪个方向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然而，医改的终极方向在哪里，深水区怎么过，就应该用试点的方法。关于试点，我们现在有不错的条件，既有强大丰富的政府资源，又有高活跃度的市场资源。中国医改的关键，首先需要利用好政府的强大资源和支付能力，其次我们有庞大的资本市场和敏锐的投资意识，还有众多依附于医疗行业的从业人员，包括医生、药物研发制造企业、零售终端、互联网平台等，在现今的医疗环境下，大家积累了丰富的市场化经验。在市场端，无论是医院的改革还是药店渠道的改革，以及药品制造流通的改革，都需要探索出适合我们自己的一条路。然而，这些环节如何进行探索，如何鼓励探索，就涉及两个核心要素。

其一是我们的支付体系问题，目前中国和美国都在进行医改，虽然两个国家的改革还处于不同阶段，但是可以看到大家都是将中间环节的支持放在重要位置，而这个中间环节就是医保支付的完善；其二是价值分配问题。最核心需要解决的是医生，以及医疗创业者和创新者的价值分配问题。如果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那么医改的信心更足了。

在医疗领域，过去的普遍认知是“得医者得天下”，而从2014年掀起投资潮开始，无论是复星医药这样具备投资属性的企业，还是辉瑞这样专注研发的企业，并没有将精力和资源投放到医生端，而是秉承“得患者得天下”的理念。对此，蔡宝光和陈启宇又是如何解读的？

对于“得患者得天下”的观点，蔡宝光表示非常认同，并从三方面的海外趋势进行了分享。

第一，   互联网趋势。现在大家谈论互联网医疗，医疗电商会成为谈论的焦点。其实，互联网平台不仅仅是一个销售渠道，更是一个患者收集信息的源头。据国外的调查显示，有78%的受访者是通过互联网收集关于健康的信息，这个数据非常可观，要知道这些受访者中也只有86%是通过医生收集信息，意味着两个渠道的比例非常接近。因此，可以看到互联网渠道对于患者而言，已经成为重要的健康信息来源，也是未来的大趋势；

第二，  新产品趋势。美国的消费者对于新产品的追求非常迫切，据美国零售产品业里的统计，有67%的受访患者有新产品的需求，只要有新产品上市，他们就表示愿意购买和尝试。他们更相信新产品会带来更好的医疗效果，因此研发新产品也会成为趋势；

第三，  销售渠道趋势。三个关键词：技术、互联网、价值回归。美国许多消费者购买产品就是追求低价，同时对于产品价值和服务的需求也很高。选择一家药店，消费者会看中它的价格或是某些服务，这也应该是国际趋势。

“任何行业最终都是得用户得天下，在医疗行业里的用户对象就可能是患者。” 陈启宇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同时，他提及了几个变数。

首先是“用户”对象的变化，过去医疗领域的用户几乎都是患者，但随着大健康医疗产业的发展，许多医疗产品并不是用户患病之后去使用，而是给亚健康人群使用，产品的变化让受众群也发生了变化；

其次，过去常说的“得医生得天下”，可以理解为在医患关系中，医生就是权威，大家习惯于把决策交给医生，医生从中会起到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医疗消费者知识水平的提升，以及互联网带来的影响，他们对于医疗知识、技能的认知程度有了大幅提升。这些对于医院和医生来说是一种挑战，而消费者也懂得通过其他渠道去解决问题。所以，在未来的医疗市场中，医生虽然依旧占据重要地位，但从整个大健康产业来看，过去医生占据绝对话语权的地位会有所改变。这种改变是针对解决问题的层级而来的，比如一个复杂的肿瘤治疗问题，医生依旧是是主导，而如果是一些涉及健康保健以及OTC产品相关的问题，药企和药店可能占据的重要度更高。

还有一个变数在于保险公司或者医保的支付方，它们会代表最终用户。特别是在一些仿制药的选择上，支付方拥有更强大的力量代表消费者，将来的整个格局可能有一个多层次的变化。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理解为：医生决策的为“得医者得天下”，患者决策的是“得患者得天下”，哪些属于患者能决策的呢？OTC药物首当其冲，在处方药里也有很大部分属于患者决策，而不是医生。虽然首诊医生会根据决策诊疗方案给出诊断，但首诊之后的患者是“用脚投票”，这个核心环节涉及的主要是健康药物和慢病药物，决策权不在医生手里而在患者手里，所以这部分可以坚定的认为“得患者得天下”。

中国的药品、药店与美国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国80%的药品销售是在医院，20%在药店，而美国刚好相反，20%在医院销售，80%在药店销售。改善这个问题的主要办法，也是我们国家医改的大话题之一“医药分家”。不少人以为它的出现是要结束“以药养医”的状态，其实并不是，而是需要改变过去的“八二结构”，这个传统模式已经明显造成国家的资源浪费和监管的困难。关于医药分家的概念已经提出多年，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公立医院药品销售的医药分家？陈启宇和蔡宝光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其实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也是方向性问题，从二八到八二在中国是很难实现的，这个时间也没有办法预测。”陈启宇首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从发展趋势上看，或许医院的药品降到五五结构，就算是一个合理的均衡状态。接下来，就需要考虑什么药应该留在医院。从现在的用药结构来说，可以考虑类似肿瘤药物等高价值产品，住院治疗的必需药物，或是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的药物。而凡是涉及到慢病管理的药物，以及门诊开的药物，都可以外移到药房。在外移的过程中，需特别注意医院和药房的利益分配和承载能力问题。对于药房而言，如何让政府和消费者放心，如何将医院外流的药物市场安全平稳地接手，这需要加强药店的自律性，并提升药店的执业药师能力。

关于医药分家的实现时间，蔡宝光同样给出了难以预测的结论。他认为，这个结果的实现涉及到政府的政策因素，对医药分家诸多进程方面的管理。同时，包括医疗支付的改革、自有药店的改革，以及工业药企和商业药店的发展，都会起到关键的驱动作用。最后，蔡宝光表示，如果朝着这个方向去走，希望到第十五届西普会（2016年为第九届）的时候，可以变成51%：49%。